曾几何时，“教育产业化”风靡教育界和经济界，不少人憧憬着教育这块“大蛋糕”的美妙滋味。时间不长，教育是否是块“蛋糕”，这本身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教育产业化”，这实在是颇为奇特的五个字，有人追捧，有人咒骂；有人全盘否定，有人奉为圭臬。

　　今年10月底，2004年亚洲大学校长论坛在上海举行。与会一些外国著名高等学府的校长和负责人，纷纷对教育产业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到底，教育可以“产业化”吗？

　　教育就是教育

　　“我不赞同‘教育产业化’。”日本亚细亚大学国际交流委员长容应萸开门见山地说。

　　容应萸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曾侄孙女，深谙教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她说：“教育就是教育，教育就是培养人才！”

　　高丽大学是一所在韩国高校中排名第三的著名私立学府，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表时烈听了翻译的话以后，想了很久，然后犹犹豫豫地说：“教育产业化？我没听过。我不懂这个概念。”

　　在国内一些政府官员与学校校长看来，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投资应该产生利润，也就是说，教育应该成为一项赚钱的行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卢耀群对此表示，好的大学必须平衡“社会责任”和“赚钱”的关系，真正世界一流的大学，不应该是充满商业气息的。在新加坡国立大学，75%的办学经费来自政府，25%来自学费，相当充裕。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可以保证大学不会过度商业化。未来这个比例可能改变一点，我们会将政府拨款减少到60%，从社会和企业赞助吸纳10%，自己赚5%，商业成份在大学机构中不能没有，但也不能泛滥，不能让大学弥漫唯利是图的商业气息。

　　他强调说：“毕竟，大学首先是培养人才、孕育思想和创造发明的机构。”

　　教育产业化中的“教育”与“产业”要分开

　　也有一些大学校长认同教育产业化，不过他们表示：教育产业化中的“教育”与“产业”要分开。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林文钦说，新加坡要想成为整个区域的枢纽，“教育产业化”是其中一项战略。他解释说，新加坡的教育产业化，就是吸引外籍学生到新加坡来读书，“这样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就像旅游业一样。”

　　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国，但大学教育在国际上很有吸引力，就连许多欧美学生都来新加坡读本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本科学生的外国留学生比例均达到20%，这也政府规定吸引留学生的最高比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生部，外国留学生比例高达60%之多，而且以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

　　在新加坡上学，学费不菲。林文钦说，在南洋理工大学，一个本科生每年的学费是5000美元，这是政府补贴后的数字，外国留学生如果要享受这个学费，毕业生需要在新加坡工作3年，如果毕业后不在新加坡工作，一个外国留学生每年的学费为14000美元。

　　不过，林文钦告诉记者，在新加坡，“教育产业化”是由另外一个政府部门--贸工部去推动的，跟教育部门没关系--教育部门要做的，是培养人才、创立顶尖的世界级大学。

　　“新加坡的大学是由教育部门来管理的，但是教育产业化是由贸工部来管，比如外国大学在新加坡设立分校、教育产业化的一些活动，由贸工部分管，教育部门只管教学。”林文钦说。

　　他强调说：新加坡政府对教育与教育产业化都鼓励，但是分得很清楚，“如果两个混在一起，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外国大学的“教授公司”

　　在中国，“教育产业化”在大学的典型体现，就是“校办企业”、“教授公司”的出现。不少大学都出现过教授兼职做老板而无心教学、科研的现象。

　　 “新加坡南洋大学开公司吗？”面对记者这个问题，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林文钦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同时又说，在新加坡，教授是不能兼职的，也就是说：不能一边教学、研究，一边做生意。

　　林文钦介绍说，大学投入了很多科研经费，出了科研成果，除了发表论文外，大学还鼓励教授创业，让教授拥有他的科研成果的私人产权。“科研成果产业化，很重要，比如一个国际著名公司要买说我们的一项产权，价格就很可观了。我们鼓励教授去创业、开办公司，大学也有一部分收入，但是，教授不可能是兼职的。”

　　他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开公司时，大学给他们“无薪假”，如果创业成功，教授可以离开学校，如果失败，教授可以回来继续搞教学、科研。

　　林文钦坦言，教授创业并不容易，在美国的大学也一样，成功的例子不多。

　　他说，从他个人角度来看，高校科研工作应该跟大企业合作，例如中国的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著名高校完全可以跟青岛海尔这样的著名企业进行紧密合作，设立联合研究中心，可以取得双赢的结果，比学校自己开公司更容易成功。

　　基础教育慎谈“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一度成为国内一些中小学校乱收费的挡箭牌，甚至成为某些地方官员减少基础教育投入的“理论依据”。某地有一位市长曾表示，对高中阶段教育，今后政府不仅要“断奶”，而且要让学校创收，向财政上交。

　　日本茨城大学校长菊池龙太郎坦言，如果说高等教育是金字塔的塔尖，那么基础教育就是塔基，如果基础教育根基不实，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准就会大受影响。在中国，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拥有一流的基础教育，但在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尚未普及，孩子们难以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这不仅有失公平，而且会最终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素质和水准。

　　他说，日本在130多年前就几乎100%地普及了基础教育，所有的农村都建立了小学，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小学教师，日本建立了大量的师范院校。“日本是个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度，但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二战的废墟上，日本经济又迅速实现了腾飞，这其中，日本发达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挥了关键作用。”

　　所幸，在“教育产业化”口号满天飞、已经影响到一些地方的基础教育时，教育部对此有了明确表态。

　　教育部部长周济今年1月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他认为该问题作为学术研讨是可以的，但是各级政府制定教育和经济政策应避免用教育产业化的概念，不能以教育产业化的思想来指导教育发展，更不能把发展教育作为政府创收、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

　　结束语

　　近几年来，中国的教育，尤其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而最显著的变化是，上大学的成本成倍地提高了，许多人为此愁眉紧锁，一些贫困学生在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时，在仅有的片刻欣喜后，全家便陷入了深深的悲苦情绪。更有甚者，一些无法承担高额学费的家长和学生选择走上绝路。

　　2004年夏天，无数的人把眼光投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个长期在国内享有盛誉的高校。不过，这一次，人们的眼光中带着愤怒和疑惑。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一张入学通知书也要数万元人民币来换取？“北航招生丑闻”案发不久，人们又失望地发现，原来如此操作的远不止北航一家。

　　面对社会的强烈反响，今年11月9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西安说，我国的高校教育收费改革是必需的，但不能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以教育收费为基础，收费只是对政府投入教育的财政资金不足部分的补充，今后我国高校教育的收费不能再提高了。

　　他说，随着高校教育收费制度的实行，一部分困难学生出现了上学难的问题，尤其是农村学生问题比较突出，老百姓对此很有意见。目前大学生上学的成本很高，在北京以一个学生一个月生活费300元算，加上4000元左右的学费和回家探亲等其他各项费用，一年将近要花1万元。而我国现在的国情，农民的孩子占的比重还很大，下岗工人供养孩子也很困难，因此在高校教育收费上再也不能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办成谁有钱谁就能上大学的局面，这不是共产党国家的教育。